【行业经济研究院】香港问题的终极原因及经济出路

2019-08-11 16:45:50 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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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谁也不曾料想到,一桩源于台湾的凶杀案,在港府为了解决疑犯引渡问题而提出《逃犯条例》的修订后,竟会发展成香港回归以来最大规模的街头社会运动。


若把时间轴回推,香港从2003年因《基本法》23条修订所引发的50万人上街、到2012年反国民教育的黑衣示威,再到2014年的“占中”运动......使得这个国际商业和金融中心的氛围正呈现政治化趋势,也更无可避免地反映出当前现实:


香港显然已经病了,不仅病得不轻,且沉疴久久不愈。香港近期屡屡成为国际瞩目的焦点,但能抛看政治成见,从香港民生问题着眼的角度,却相对少见。


在遍地可见各种简化的口号及语言攻伐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尝试跳脱事件的表象、深入揭开病因,才能以理性的角度反思香港所面临的问题。 


应该说,当前香港问题可归结于:港人内部心态和深层次结构性矛盾

香港内部的政治矛盾尤其是政治意识形态与结构的消极结果,必须认真研究,逐步释放政治冲突的张力,不能让这种消极螺旋继续下去。换句话说,我们不应该只纠结在眼前的表象,而更应仔细寻找这个社会的“病因”。 最重要还是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那是打开一切困局的起点,是掌握根本问题的基础,是从根本上解决当前香港问题的关键。 

1、港民内部心态:一触即发的情绪宣泄 
2018年台湾发生的“港女命案”,促使香港保安局在2019年2月15日向立法会提交修订《逃犯条例》与《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的建议。按照香港立法程序,政府若要修改现行法律,应由相关政策局先咨询那些可能因修法受到影响的各方及立法会委员会,然后由律政司草拟为法案,提交行政会议、刊登在《宪报》,才正式交由立法会审查。
这是堵塞香港法治漏洞、防止香港成为“逃犯天堂”的必要之举,修法动议之初不仅得到了案发地台湾方面司法部门的积极回应,在香港没有引起太大争议,也得到了中央政府主要治港机构和官员的背书支持。
最先跳出来反对的却是香港的商界和法律界。
在最初的修例草案中,涉及到46项移交罪行,其中一部分和商业罪行有关,商界认为这有可能影响香港的营商环境,建议香港政府剔除当中的商业罪行。
3月底,香港政府在听取商界意见后,剔除了其中9项商业和个人罪行(包括破产、证券期货、侵权、电脑罪行等),并把引渡的门槛由公诉判入狱1年以上的罪行,提高至3年(或以上)

香港近期发生的暴力冲击立法会行为,令人不得不反思香港究竟怎么了
依照当年的设计和《香港基本法》规定,除了防务和外交由中央负责,特首和部分高级官员依程序产生后由中央任命,其他包括立法与司法终审权等,都由中央政府在保有“全面管制权”的前提下授权香港自治。
既然香港回归中国后的中央地方关系是以“一国两制”为实践形式,那么就应该对“一国”有基本的忠诚跟服从。
而对于深受西方自由主义影响的香港市民来说,他们认为“高度自治权”不仅应当与“五十年不变”的保证相挂钩,而且更该进一步以普选形式,实现《基本法》就“港人治港”的基本政治承诺。
事实上,中央政府给了香港高度自治的权利,但是别忘了,“一国”是“两制”的前提,如果有人要闹独立,那么香港现在已经拥有的那些都终将失去。
其次,就对大陆司法抱持不信任态度的香港市民来说,疑虑实非一朝一夕可以化解。
这里就牵扯出香港的司法问题了,香港的司法界长期被自由派法官所掌控,而且这些自由派法官大多都有外国国籍。


2016年新一届香港终审法院的常任和非常任大法官任命中,17位大法官中仅有2人为中国香港籍,其余均为外国国籍或双重国籍。



香港的司法界一直都是被外国人控制的(原因和英国殖民时期的历史有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直到现在都没能得到解决。
香港一百多年来被殖民过程中形成的受到西方价值观念影响甚巨的生活模式,以及因为殖民地身份与港英政府的政治操作,导致国家认同难以凝聚,更成为在精神层面对抗内地的深层次原因,对内地政治向传统回归转型根本无法认同。
放到近年的发展脉络来看,原先香港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遥遥领先于大陆,由此而产生的优越感和自信,还可以使得港人以俯视的姿态包容大陆的制度差异。但是当中国大陆经济快速崛起,而与此同时因为自身经济发展停滞,因为这种发展落差而受到深度挫伤的普通港人,因为自信丧失,已经只能越来越激烈地透过所谓捍卫制度差异,来填补正快速流失的心理优势,抚慰区位格局翻转之后的失落
但要强调的是,相比于香港内部矛盾、深层次结构性矛盾, 情绪上的宣泄带有“替罪羊”成分,对内部撕裂、经济民生痛苦不满的出气筒。

依据1842年发布的《英王制誥》(Hong Kong Letters Patent),殖民地时代的香港是由港督独裁,压根谈不上民主。港英时期担任过香港立法局议员的英国人杜叶锡恩(Elsie Tu),其回忆录《我眼中的殖民时代香港》就对“英国给香港带来民主”这种说法,抱持着高度的怀疑与批判态度。
香港现在制度的起步,是上世纪1980年代中期,因为中英谈判的政治需要,中英为了争取香港人心,互相妥协和斗争的结果。在这一政治需要下,知道大势已去,早晚要将香港移交给中国的港英殖民政府,自1985年首度举行立法局选举,让两股政治势力正式进入体制内竞争。而体制内竞争的过程,又恰好跟中英移交香港主权的时间轴一同前进。

其次是港府跟港人之间的矛盾。依据香港《基本法》,特区政府的行政长官与主要官员是以特定程序在香港产生后由中央政府任命,市民无权罢免,即使是立法会议员,也只有在特首具严重违法或渎职行为而不辞职时,方能以三分之二绝对多数提出弹劾案,报请中央政府决定。这也就使有些港人从内心认定港府的产生并非其选举产生,进而加深了对港府的不信任。
2、香港深层次结构性矛盾 
深层次结构性经济矛盾是最重要的病因。修例一事就像是弱不禁风的体质,一遇到肆虐的病毒就必然发病,在修例争议加深之前,香港的民生经济问题已达临界点。日积月累而成的生活压力才是“爆煲”(指因为压力过大而爆发)的根本原因。 
首先是贫富不均下的贫困。香港的贫富差距举世闻名,被认为是全球贫富最为悬殊的经济体。在外界熟悉的那个宝马名车、豪宅明星、购物天堂、金融中心等高度繁华、发达的“东方明珠”、“万象之都”背后,其实藏着一个对庶民来说极不友善的香港!

根据香港政务司与福利局发表的最新一次《香港贫穷情况报告》,2017年全港贫穷人口达137.7万,创九年来新高,贫穷率达20.1%,即平均每五个港人就有一个是穷人;算上政府恒常与非恒常现金政策(包括公屋、综援等)的介入,贫穷率还有10.5%,等于是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尽管香港失业率极低,但最无奈的是,就算有工作,基本生活开支对许多人来说仍是沉重负担。而严重的贫富不均,更是让年轻一代港人对翻身难有想望,对前景缺乏期待。
香港回归二十周年之际,有学者曾整理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数据,发现自1997年至2015年,大学毕业生收入平均数从14,250港元增加至18,583港元,如果扣除通胀,增幅只有7.5%。
2016年香港基尼系数达0.539,创下过去四十多年最高纪录,远远超过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所说的警戒线0.4。要知道,台湾2017年基尼系数是0.337,这样还算相对均衡的财富结构招致民怨四起。
香港的年轻人没有出路。


2017年,香港的一份报纸显示,当年六个区的高考状元,有5个人的志愿是行医。


6名状元,无一例外全部都打算当医生。


这其实是很可怕的一件事。这意味着现在的香港,寒门子弟靠努力读书考取状元,最好的未来也不过是当个医生而已。


年轻人为什么没有出路?


因为香港没有抓住新兴产业的红利,没有互联网,没有移动互联网,连高端点的制造业,它也没有。


香港的经济搞来搞去还是贸易物流、金融服务、专业服务,旅游,20年没变过,也就是人家都在转型,而香港在停滞不前。



这四大产业中,只有金融能提供高收入,但金融业能提供的就业岗位是非常少的,只占全港就业总人数的5.5%。


和香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华为今年开出200万年薪招聘应届博士生。



香港因为没能抓住新兴产业,所以只能接受产业和职位上的固化,房价却高企,所以他们的年轻人看不到出路,因为读书已经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了。


长此以往,老百姓对生活的不满,最终通过另一个渠道发泄出来,比如通过反对政府,甚至是使用暴力,这是香港风波的内因。



但内因并非这一项,还有香港人的认知。

该去反思香港问题的深层根源,去努力解决经济民生问题。事实上,港台同样面临薪资冻涨问题;
对香港年轻人来说,这尤是贫穷与贫富不均外,更沉重的无奈。国际劳工组织(ILO)2018年发布136个国家地区的《2018/2019全球薪资报告》显示,2008年到2017年,中国大陆的实质薪资成长率达8.2%、澳门1.6%、韩国1.2%,平均东亚地区的增长为1.2%,台湾的实质薪资成长仅0.2%,香港甚至落后于台湾,只有0.1%
若是和城市经济地位相若的新加坡相比,原本在同一水准的香港,更甚早已被新加坡远远甩在身后。此外香港还有工时长、用餐时间短等基本权益问题。
 
另一个则是高物价与房价问题。就算实质薪资没增长、贫困与贫富不均问题严峻,如果物价与房价能维持在一个相对可接受的区间,一般“过活”也应无大碍,可是问题恰恰在于,不仅物价及生活成本名列世界前茅,房价更是越来越难以高攀。
香港“住的小,住的贵”以及栉比鳞次、直达天际的房屋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景观。根据美国公共政策顾问机构Demographia资料,香港的房价所得比在2018年达到20.9,意即香港居民要不吃不喝20.9年才能买得起一间住房,创下历来最高水平。
买不起的房子、逼仄的空间,在没有最小居住面积限制的香港,私人住宅“纳米楼”(适用面积200平方呎或以下的單位)的兴建比例逐年攀升,于是香港人将希望寄托在僧多粥少的公屋或过渡性质的绿置居。
 
在香港本身经济、社会民生困境发展的同时,一个宣泄口又从天而降。香港回归后港人感受最深的,是自由行开放下从大陆涌入的人与钱塞满了香港街道,使原本惬意的茶楼,变成人潮拥挤的金店面,而房子则被炒家炒成天价(尽管背后是香港地产商的联合炒作,甚至有分析认为根本与大陆居民在港买房子无关)。
众多情绪激荡下,一些政客与媒体操弄的口号一出,就如“屠龙宝刀”一般,迅速号召市民集结。 
然而事实上,按照人均来说,港府可说是全世界最有钱的政府,完全有实力去解决经济民生困境。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2019年2月底关于财政预算案的演辞里表示,2018/19年度财政盈余为港币587亿元、累计财政储备高达11,616亿港元。
可港府囿于自港英时期遗留下来的“大市场、小政府”思维,把众多原本应该掌握的社会经济民生政策权力,丢给市场全面决定,不去履行一个现代政府的应有责任,其结果就是,调节民生的许多根本事项(如房屋),一跃为资本家大发利市的生意
香港民怨积累,尤以深层次结构性矛盾最为根本。这些病因交织在一起,构成香港政治症结的基本样态,屡屡发作成小感冒或重感冒。如果只看到片面情绪化的言词表现,就以为那是勾起百万港人上街的唯一动力,则未免小看了香港政治氛围的复杂程度。
3、那么,香港的民生问题将如何解决呢?——
笔者认为,答案就在粤港澳大湾区。
政治问题有待时间、文化教育、理念传承等各方面去解决。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四大中心城市作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的“粤港澳大湾区”,通过实现大湾区的一体化,香港的民生问题将迎刃而解!
众所周知,香港最大的欠缺是土地,湾区建设是对香港的拓展。随着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开通,香港正融入全国交通网络,实现与珠三角西岸投资贸易、生活、工作等全方位的直接对接
这将为香港经济社会发展以及香港同胞到内地发展提供更多机会,一如民国时期,内陆人避难香港,为香港带去了巨大的经济活力一样的反哺!香港人的生活环境、居住条件、工作机会都能因此实现大幅度提升
如果香港动辄十几万一平米的房价,对于多数香港民众而言难以承受,那么深圳5万/平米、广州4万/ 平米,珠海2万/平米,甚至不到2万房价的东莞,更便宜的佛山、虎门.....都将立即进入香港市民的眼界中,那么拿着香港的薪水,买大湾区的这些房子,年轻人对于未来的绝望是不是要瞬间变成巨大希望呢?

而且一旦大湾区实现了交通网络一体化——21条城轨+6座大桥,大湾区的任督二脉一旦被打开,两小时经济圈将被彻底释放,整个大湾区的通行将极为便利,通勤时间完全可控。
同时,具备创科基础的香港,却缺少产业转型升级的腹地,而大湾区的广大腹地资源恰好可以为香港科技成果孵化、规模化量产提供条件,一举两得,香港的产业升级便如虎添翼。

唯一要改变的便是,香港人要放下执念,要从之前几十年对于大陆经济的优越性固有观念中解放出来,放下那种“祖上曾经阔过”,而形成的那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如果港人在评判大湾区发展规划时,总是抱着居高临下的视角和防止别人“沾光”的心态,不愿意“屈尊”加入内地主导的发展规划,这无疑等于固步自封。鉴于中国大陆经济的规模优势和持续高速发展,注定了大陆才是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归途,而不是弹丸之地的香港。
因为,对于自身优势的留恋和固步不前,绊住的不仅是现在,还有未来。

正因为强烈的优越感,使得少部分港人无法面对、甚至刻意逃避香港在很多方面已经落后于内地特别是广、深的客观现实。例如,《规划纲要》在分析大湾区发展面临挑战时指出,“香港经济增长缺乏持续稳固支撑”。
这本是对香港存在问题的客观分析,稍有点清醒头脑的人都会看到,近年来内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实施,创新型国家建设成果丰硕,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有些走在全世界前列;而香港把主要精力集中于传统优势产业和房地产,科技创新方面力度并不大,很多方面都被内地甩在了后面。如果香港不能抓住机会,势必会让这样的比较劣势扩阔越大。

举个例子,香港从1997年开始使用八达通,那时确实很先进;二十多年过去,在内地普通使用移动支付时,香港依然在用八达通,移动支付还是支付宝和微信去竭力推广的。
最终,认识到问题根本之所在,在持续推荐大湾区建设的基础上,从招致矛盾发生的各领域全面着手,依循《基本法》的治港框架,直插问题根本,听取市民各界声音,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通过时间的推演,香港一定可以恢复昔日的繁荣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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